我的中學是區內成績數一數二的學校，大部份的同學學業成績都很優秀，多年後他們的成就也證明了這點，不少都獲得高薪厚職。記得高中時有一科「中國語文及文化」，可能因為在高考制度中只計算為半科，很被同學們忽視。授課的是一位新來的男老師，身材矮小，聲音柔弱，無論天氣多熱也穿著長袖恤衫，令人懷疑他的臂上藏著什麼秘密。每次上課時，課堂秩序都徹底地崩潰，倒不是同學搞什麼搗蛋行為，而是幾乎全體無視老師：有的拿補習社的筆記出來溫習、有的坐到最後排去看報紙或做其他科目的功課，有的聊天或睡覺，課室就如市街一般嘈吵，總之完全沒人在意老師在講什麼。可能是因為老師的嗓子天生溫柔，而我更相信是他故意壓低聲線，他授課的聲量愈來愈低，若不全神貫注幾乎不可能聽到。我猜想，反正學生都不想聽，他便無謂浪費心機，想以最少的氣力完成講課的責任吧。
突然提起這段往事，因為最近我在思考中國文化跟自己的關係。我敢說，當年我是班上唯一在上「中國語文及文化」課時認真聽書的學生。後來我乾脆把座位移到最前排去，試著跟老師辯論例如什麼是「人禽之辨」等等的題目。當時的我對現實中國的印象都來自長輩們，只知道不少親人朋友們都打算在 1997 前移民外地，大陸很窮很落後治安很差，共產黨的貪官污吏橫行霸道等等；然而教科書上的「中國文化」卻像是平行時空中的另一個世界，講仁義禮智廉恥，講大同世界，還有優雅的古典文言詩詞。我清楚記得小學時第一本在圖書館借回家的書，內容都忘了，但書名是《鄭成功傳》，及後我把兒童圖書館中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從遠古到近代都讀了不止一遍。我一直相信自己比較擅長中文科，後來因生活使然卻在大學讀了工科，也再沒花工夫在中文上，是後話；但中文的基因從小便刻了在我骨子裡。而文、理、工混合而構成今天的我的模樣，又是另一有趣的發展。
已不知多少遍被英國當地人問及我的國藉：“Are you Chinese?” 我都條件反射式回答「我是香港人，跟中國人不一樣」，生怕跟「中國」這個名詞及它所關聯到的想像沾上邊。每次回答完這條題目，我都會嘗試更詳細地解釋清楚香港跟那個「中國」的分別，然而總覺得說得不夠清楚，不是味兒。其實很多外國人甚至連日本、韓國、台灣人也分不清，我不止一次被誤以為是日本人；要他們理解政治上的「中國香港」和文化上的「中國」「香港」的概念分別是什麼是有點緣木求魚的。
好吧，我得坦白承認其實連我自己也不知從何說起。
最近留意到五月天的「我們中國人」風波，感慨。能被允許在北京登台，沒妥協什麼價值肯定是騙人的，因此我不同情五月天遭受的遣責。然而事件令我想起「中國人」這令我尷尬的名詞。其實我不抗拒跟某些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文化共同體，但不是那種被政府定調的那個片面的「中國」。
我想起多年前讀過的一篇文章「我的八個中國」，在今天很多香港人眼中那可能是一篇「大中華膠文」，但對我來說卻是非常貼切自身處境的。「中國」是一個含糊的詞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但目前的政權把最令人生厭、慚愧、蔑視的元素強加在這詞語的定義上，且以強大的資源向全世界灌輸，令人尷尬。就算地理和政治上的「中國」分裂成不同的政體，其實我也沒多大感覺的，因為我認為中國的定義應在於共享的文化背景，而非地理邊界或政權。當然，這定義跟官方和世上部份人心中的定義差天共地。
我為「中國」這個詞被騎劫了而納悶。
目前我像因為中共的國旗用了紅色，而不想別人將自己關聯到那政權和它代表的一切，所以便不再穿紅色的衣服一般。這種思想是被動的、劃地自限的、不自由的。明明紅色可以有任何其他更有意義的想像。用同一把尺來量度香港的本土思潮，我也不認為只能有一個敍事選項。
被搶佔了國族、顏色和價值觀的詮釋權，是進一步失去了自由，所以我認為個人和群體應該主動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敍事。我們應該關掉政權的宣傳喇叭，然後跟喜歡的人一起唱自己喜歡的歌。對我來說，獨特的香港文化包括廣東話、白話和文言、英文和港式拼音、和䌓體中文字的混雜，也包括中國文化哲學的土壤，五四運動以來提倡的民主與科學，香港幾十年來爭取自由自主的經歷，和深藏於南方部落血液中那反叛的基因。當然，還包括菠蘿包和魚蛋粉。曼城集會中常聽到的口號 “Hong Kong is not China“，關鍵詞不是 “China”，更不是 “not”，而應該是 “Hong Kong” - 即香港到底是什麼。
前陣子讀了林慕蓮著的《香港不屈》，探討的就是香港人如何在自主地「說好香港故事」，很受啟發，香港人應該想起自己的名字，才能獲得救贖。推薦。
以上的慨念，從個人角度還算容易理解，但群體或公眾要長出如此一套文化共識卻是複雜得多的事情，需要把種種文化特徵濃縮到一些大眾容易明白的象徵符號或言語才行。也許這就是政治家的獨特本領吧。
談談六四。有些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覺得跟他們沒關係，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目前政權與人民互相擺出敵對姿態的情況下，政治逼害的審判繼續進行中，國家機器每日張牙舞爪時，大陸維權和民運活動只是「敵國」的內耗而已，於我何干？
然而若把事件看成一個個「人」的故事來看，便會很不一樣。蕾雅．烏琵所著《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的後記有這樣的一段：
我起初想寫一本哲學書，探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傳統下「自由」概念的重疊。但就像我讀《資本論》那樣，我一開始寫，筆下對象就從概念變成了人，讓我成為現在的自己的那些人。他們彼此相愛相爭，對自己是誰、自己對他人負有何種責任的看法各不相同。
六四最觸動我的其實不是民主自由那些理念，而是為理想犧牲的人的純真，為權力施暴的人的殘酷，和因此失去至親的人的悲痛。王怡牧師的一篇講道中曾說：
你為什麼會看到政治呢？我怎麼看不到呢？我看到的是罪惡，我看到的是殺人，我看到的是失喪的靈魂，我看到的是那些家屬的憂傷。
深切反省、哀悼和追究這種人為災難，是無關國族和政治立場的，只求同理心而已。如果香港人今天可以站在西藏、新疆、烏克蘭、巴勒斯坦等等受壓迫者的身旁，也可以完全相同的理由站在六四死難者和仍在受極權壓迫的中國人身旁。
前天我看了《幸彤在監獄》的記錄片。阿彤的經歷當然很值得關注，然而我想提一下片中接受訪問的劉家儀和關振邦等。他們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前夕被香港国安警察以「煽動」的理由拘捕了，令我感到特別傷感。這些人的遭遇實在不是新鮮事，過去三十五年的六四紀念集會中總有提起，就是那些在大陸要求追究屠城責任的人所面對的，政權以国安之名粗暴無理地打壓的人的遭遇，例如「天安門母親」，兒女被軍隊用會在體內爆炸的達姆彈打死了，被冠以暴徒的罪名，連公開悼念他們的自由也被剝奪。將心比己，你還會幫政府唱「由治及興」那齣河蟹戲嗎？她們的見證應該被記念和流傳。
還有正在香港進行中的47人案呢？還有那些所謂的「暴動」案呢？馨竹難書。六四那種暴政的手段根本跟現在香港所見的如出一轍。
所以六四豈止跟香港人有關？簡直跟全地球的人都有關！因為人禽之辨，就在於對其他人的同理心。哪裡學來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啊。
P.S.：用「天安門母親」作關鍵字搜博客來、Readmoo、Kobo 跟 Amazon 都已找不到任何相關的書了，但我在 zlibrary 仍能找到兩本 2009 年出的書，分別是《和天安門母親一起》及《廿年生死兩茫茫-「六四」難屬的心路歷程》，是䌓體 PDF 版，可免費下載，值得收藏。 香港淪陷後，也不知如何再捐款支持她們了，發現她們的網站連 SSL 也沒有，成員也都很老了，也不知組織能撐多久。
P.P.S.: 早就知道小兒子不可能有耐性陪我看畢整齣《幸彤在監獄》，無奈老婆遠行，我不願留兩個少女「招呼」那小子，於是帶了他同去，結果當然是他中途鬧場。幸好有位專門從利物浦來參加活動的老外伯伯幫忙一起陪太子玩耍。
中國...中國...多少人假汝之名啊！